GEMELU

【民国】《下车伊始》〖海上篇〗

下车伊始

小凤那张嘴长得像他。

但只是嘴，眉眼就都差了意思。这孩子眼神太活络，一双深黑的瞳仁，自然比不得那人面上两汪琥珀。

小凤是跟我最久的，初见时恰巧是十六岁。我踟蹰良久，终于忍住把他左腿打断的欲望。毕竟兵荒马乱，若真是一时没能接好养好，岂不要落了一生的残疾。

一生一世的事情，都不是小事。

 

第一次见他是在苍衣的画馆。

典型的乡野少年，来到大都会中闯荡。粗布衣裤身无长物穷得叮当响，偏偏又生了副招人遐想的皮相。他倒是有少年人的刚性和热血，宁愿去码头做苦工，也不肯凭着一张好脸走那便宜富贵的道路。

大概是看到了苍衣张贴的广告，以为模特是什么体面的职业，他于是奓着胆子上门来应征。到了以后才得知所谓人体模特竟是不着寸缕，但是苍衣嘛，好不容易得着个这么好的苗子，哪会轻易放过？

“苍君。”我袖手旁观，打量着那取着阴柔名讳的少年，“强买强卖不好吧，你这样跟个鸨母似的，有失体面。”

“如果是男人的话，应该是叫龟公……”

“哇，真的吗？我们那里叫做大茶壶呢。”

不知是谁按捺不住带着笑意窃窃私语，苍衣立刻勃然大怒。

“小泽山岳，就你长了嘴！？”

苍衣总是这样，为人严肃，开不得玩笑。虽然不过二十七八的年华，却总要讲究师道尊严，硬端着板板正正的架子。

我摊开两手，自觉地离开是非之地。谁想还未及转身，已被少年一步抢来拽住衣襟。他大约把这里当作了什么不入流的风月场所，当真是怕了。

“老师，你帮帮我……我不是那那、那种人……这怎么可以啊，我不想做了……”

我笑了，盯着他开合的嘴唇：“ね（哦），どうやって手伝ってくれますか（怎么帮呢）？”

他听我开口，说出的竟是日语，果然一怔之下立刻松了手。这次后退半步左右为难，却是再抓不到救命稻草了。

少年煞白着面孔，犹犹豫豫地站在我和苍衣之间的空地上。那个进退维谷的纠结模样，首次让我将小凤同他联想到了一起。

“苍衣和我，我们，都只是画师。这里不是你想的那种地方，你不必害怕。”我说着，向小凤伸出一只手，“来做我的模特，一幅十元法币，好吗？我不是他们那些画油画的，我的画，会很快。中午之前就好，不会耽误你上工。”

他低垂着头，不理我，也不走开。

我被那副模样感染，不由笑了笑：“放心，我会给你衣服。”

他这才眼睛一亮，牵住我的手。

“谢谢老师。”小凤说着，也一道笑了——用同那人相像的嘴，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来。

他是不会这样笑的。

……也或许，曾经会的呢？

 

同年春我来到中国。

从东京坐车回到老家长崎，拜会了家中年事已高的父母。我几乎抑制不住蓬勃欢欣的激动心情，在那日午后便抵达了福冈。

同在九州的福冈县，是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。六岁那年，哥哥被送往仙台陆军幼校的同时，我由父亲逼迫着，长跪在初来福冈的歌川重光画伯廊前，祈求拜入师门。

而现下，我正是从这里坐船出港，初次前往那片将成为我一生主旨与内核的神秘国度。

我们的西面，一衣带水的古老帝国。在我童年无数次举目西望时，都散发着让人不能瞬目的耀眼光辉。即便是在我们打赢了甲午，战胜了沙俄，似乎是证明了一些什么的今日，它的魅力在我心中仍旧有增无减、无与伦比，难以被任何事物所撼动。

它的文明，它的艺术，它富饶的土地；黄金，白银，石油和矿产。

并且对于二十二岁的我而言，那里还有不辞而别的他。

 

同行人是童年学画时的师弟，如今已改姓歌川的村田芳次郎。

不论是年龄还是辈分都年幼于我的他，因为心无旁骛潜心学画，而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赏识。

若说芳次郎在未及弱冠之年便继承了师父的画姓与歌川派的衣钵，在九州地方成为正统浮世绘画派最后的传人——那么我所继承的，大约唯有师父古怪桀骜的脾性。

“山岳！”那个扒在船舷上笑得肆无忌惮的青年，无疑就是我这唯一的师弟了。

拎着一只竹筪踏了舷梯走上甲板，我立刻被他热络地勾住肩膀。芳次郎一边嘻嘻哈哈，一边又时不时地低咳沉吟，是在隐秘地向我炫耀他如今的身份。

“山岳你啊，来得这么早。哈哈，果然又被师父他老人家拒之门外了吗？”

我由着芳次郎带领，同他一道走进头等客舱；因为心情很好，所以决定顺遂他的心意。“是啊，师父还没有原谅我。但是他愿意把你交给我照顾，大概感情上终究是有所松动吧。

我垂下眼帘，盯着舱壁角落中一条小小的裂痕。裂缝不断攀援，在末尾开出千万支细小的纹路，“毕竟也这么多年了。你说是不是呢，歌川君？”

那只附在我肩头的手掌不由自主地收紧了，芳次郎在暗自的喜悦后很快整肃了神情。他冲我眨眨眼睛，连带语气都乖巧了许多：“说什么照顾呀，师兄！你不也是第一次去中国吗？”

看吧，礼尚往来大概不过如此。

 

鉴于我从十二岁那年就为自己选定了一生的道路，而我的故乡又几乎是离彼岸最近的地方——是故直至昭和十一年才首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我，在他人眼中，实在是有些古怪。然而，我将见证那方古国的兴衰成败视作终身的事业，我的人生才刚刚起步，石原将军定下的五十年大限也还远远未及眼前。我并没有那么急迫，我可以等。

在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之时，若无踌躇壮志，我绝不会轻易地去往彼岸。

 

从福冈到上海，即便是遭遇狂风暴雨，也仅需两日的光阴。

这不但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国，也是我第一次乘坐远航的客船。在从东京启程之时，我帝国大学的同学、有乘海轮出行经历的钟斯君，曾好心地将一盒晕船药作为给我饯行的礼物。我只当是钟斯绯人太过怯懦，居然会被小小海浪打倒；那时还执意不肯收受，岂料如今就得了报应。

区区不足两日的行程，竟能令人如此痛不欲生。我在一高时通读了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后来又找了达尔文的著作来读。当然，我在此时此地提及此事，并非是说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道理在日支两国具有普适性，而是说我从达尔文的传记中得知，大多数人会在航程的头几天有晕船症状，在短时间内症状渐渐减轻终至消失；少数人则从始至终毫无反应；另有极个别者，终其一生也无法克服晕船反应。

不幸的是，曾跟随贝格尔号环球考察整整六年的达尔文，正是这最后一种情况。而我，恐怕亦如是。

 

“山岳啊。”

歌川芳次郎和我并排躺在甲板上的藤椅中。不同之处在于，他是在优哉游哉地晒太阳，而我则需要观察好地形，随时奔向船舷边呕吐。

“唔？”大概已经是面无人色的我，无力再去在乎他的措辞了。

芳次郎颠了颠手中的杂志——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皱皱巴巴的杂志，不但纸页泛黄，边缘上仿佛还结了盐碱：“山岳，你看看这个。

我立时感到一阵眩晕，简直被上面经年累月晕染的腥气熏得快要说不出话：“这是什么东西……呃，你能不能把它拿远点——”

芳次郎一个挺身坐起来，举着那本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杂志，更加变本加厉地直直凑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师兄啊！”他夸张地大叫着，“这不是你那幅名画吗？”

红酸浆样的眼睛，遍布苔藓桧杉阴森粗粝的皮肤，八头八尾的食人巨兽。糜烂的肚腹涌流出河川般源源不绝的红色——染红了肥河水的血，让它变得像是一滩盘根错节的内脏。

我一时间愣在原地，随即再也忍耐不住，狂奔到甲板尽头，顺手抱起一只塑料桶便呃呃地吐了起来。我从昨天吐到现在，粒米未进，自然也吐不出什么东西，但这感受实在是很难令人愉快。

芳次郎跟个幽灵似的，飘到我身后。他满含笑意地、温柔地帮我拍背:

“看自己十二岁时的成名作看到呕吐，师兄，你一定是日本国的头一人啊。”

“芳次郎，”我头晕目眩，无力地挥开他的手，“闭嘴。”

终于按着太阳穴颓然地倒在了甲板上。

 

大正八年从京都退出，来到福冈隐居的歌川重光，原本并不是歌川派合法的继承人。在西洋科技侵入东方的二十世纪，日本传统画派早已敲响了没落的警钟；而浮世绘最后的名家月冈芳年，也死在了二十世纪的发端。

不知身世为何，也不知师从于谁的歌川重光，自顾自地使用了歌川派的画姓，而又掩人耳目地来到了偏僻的福冈。若不是昭和元年有位中国名画家在访问日本时路过了九州地方、又很偶然地上门拜会了我的师父，那么我们这一门的师徒三人、大概永远也不会为人知晓。

那位因被北洋政府迫害而流亡东洋的名家，在日本美术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。《朝日新闻》对他与几位日本画师的会面进行了跟踪报道，而我的师父，就位列其中。

那一年我十二岁，因为一幅《八岐大蛇斩杀图》一举成名。不论是画技还是想法，都与歌川派创立的“无惨绘”不谋而合。报馆人称呼我为浮世绘最后的希望，对偏安于福冈的我们三人，寄托了无与伦比的期待。

也正是那一年，我毅然离开九州地方来到仙台，考入了陆军幼年学校。

 

芳次郎在一旁半蹲下来，卷起那本陈旧的杂志为我扇风。他盯着那一页上彩打的无惨绘，静静沉思良久。继而以手为笔，描画着上面不起眼的一点，几乎是苦笑似的勾起了嘴角：

“哈哈……兔子。”

在八岐大蛇血盆大口之下有着一团细小的绒毛，那是瑟瑟发抖的白兔。

英雄斩蛇不为千古留名，只为了最渺小的善意。

那是十二岁时的我。

 

轮渡停泊在上海，江面之上行船往来，堪称川流不息。汽笛与浓烟充盈在上海的虚空中，繁华与污秽同样令人惊异。

我们一下船便被操着上海方言的黄包车夫围住，在交替使用了苏州话、粤语、官话和洋泾浜之后，他们磕磕绊绊地讲起怪腔怪调的日语，一通“早上好”、“再见”、“非常感谢”的胡说，夹杂着彼此间几句本地土话的交谈。

芳次郎毕竟年少，几乎被这阵仗吓到，有些畏缩地抠着我竹筪的边沿。车夫们一个个粗哑着喉咙，话音响如洪钟，围作一团如同吵架或者火并。我随便被当作异乡客、华侨还是朝鲜人，都站在原地不发一言。终于来到中国的认知让我一时茫然失措，还不愿这么快便戳破覆盖在残酷现实之上的透明泡沫。我不想美梦成真得那么快，也不想命运尘埃落定。我身边充斥着从未有过的数量庞大的支那人，他们和他是那么的不同，却又同根同族血脉相连。这种感觉既使人兴奋又令人厌恶，芳次郎忽然抓住了我的手腕，一怔之下又松开了。

他有些尴尬地低声问我：“师兄，他们是想要钱吗？”

我看着他无端紧张，不由心生促狭，同样低声回应道：“不，他们只是反日，希望我们离开。”

芳次郎脸色一白，狐疑地瞪着眼睛：“师兄听得懂上海话？”

我没再回答，而一名青年男子像是摩西分海那般拨开重重人墙，就在这时挤到了我们的身旁。

他看着我们的穿着打扮，面上表情介乎于恭敬和漠然之间。芳次郎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脱离我身侧挺直身子，恢复了那种桀骜的神气。

青年大概有所确认，于是喜不自禁地拍手叫道：“你们就是校长的东洋朋友吧？”

我和芳次郎相顾无言，他这才想起来我们听不懂中文，于是匆忙从衣袋中掏出一副纸笔。纸上本已写好一句话——虽然同样是汉字，阅读起来倒没什么障碍——双手递到我的面前。

小泽桑，歌川桑，我是苍衣先生的大弟子风之楼，接您们先至旅馆下榻。

苍衣的师父便是那位早年周游列国来到福冈的中国名画家，如此算来，若论辈分的话，这位风之楼应是我们的子徒辈，也难怪他如此谦恭了。

芳次郎显然明白这一点，在开往目的地的汽车上便时刻端着那种刻意的骄矜和傲慢。他同风之楼笔谈了几个回合，问了些冒犯的问题，又提了些无礼的要求。风之楼始终面含微笑，在纸上笔走龙蛇，一一应下。

我坐在后排左侧，毫不避讳地打量着副驾驶位上中国青年的侧脸。这位有着充满和风韵味室名的年轻画师，长着一张清癯坚毅的面庞。他下颌蓄须，眼窝深邃，眼纹延伸向低垂的眉。

风之楼在芳次郎攥着钢笔艰难地拼凑出一整句汉文时，十分自然地偏过头来回应了我的目光。我看他面貌根骨同样不似华人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“先生，故郷はどこですか（您是哪里人）？”

我无意试探，却脱口说出一句日文。芳次郎莫名其妙瞥我一眼，在纸页的角落里写下一个“家”字。而风之楼再次看向我，只是微笑。

“北边。”他用清晰的官话答道，“我的家在东北。”

 

我们落脚在虹口区西华德路上的万岁馆，此处是日本旅人群聚的地方，隔扇合拢之后四处充斥着关东方言和近畿方言，几乎成为与世隔绝的东洋桃源。风之楼招呼着小厮取走我们的行礼，又送上温热的手巾与茶。芳次郎害怕露怯，一言一行都谨小慎微。我在他观察周遭环境的时候走到柜台前，和会讲蹩脚日语的上海掌柜简单谈了几句。

由掌柜充当翻译，风之楼向我告知了今后几日的行程。校长——也即是那位名画家——第三次周游欧洲去了，短期内大概不会回国。但苍衣师父的画技与名声都已不输校长当年，由他来接待歌川芳次郎的中国之行，希望我们不要见怪。

如此寒暄几轮，风之楼起身告辞。芳次郎在傲慢中透出孩子心性，扯住他问哪里的戏楼最堂皇，哪里的百货最摩登。风之楼把上海好玩的去处详详细细地写下来，又叮嘱了掌柜到时帮忙挂电话给汽车行，这才一团和气地离开。

芳次郎不再需要拿捏架子，显出疲惫神态。他将面前温凉茶水一饮而尽，在小厮指引下拖着步子走上楼。

“芳次郎。”我喊住他。

“什么事。”

“不要忘记你是为什么来中国的。”

芳次郎笑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平静地仰视着楼梯上的他：“交流画技，传播歌川派画法。”

芳次郎摇头大笑，目光中饱含着鄙夷。

他垂眸看我，用此地鲜有人知的九州方言反问：

“那么师兄，又是为了什么来到中国？”